新中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倪征:倾情《海洋法公约》

2010年12月17日 07:12   来源:人民政协报   沈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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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倪征(日+奥)

  与跟随晚年倪征 辗转海内外的倪乃先联系时,她不但向我追溯讲述其父亲的许多难忘的往事,还送给我一些珍贵的资料,使笔者深感法学大家倪征(日+奥)不同寻常的人生历程及其卓越的成就之不易。笔者在这里择其平生几个片断,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倪征(日+奥)(1906—2003)与柳亚子同是江苏省吴江县黎里镇人。新中国成立后,倪征(日+奥)连任过第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从小就有的清官梦

  倪征(日+奥)家系书香门第。他在家乡就读小学时,目睹和闻听到许多平民因涉讼而家破人亡,每闻此无不激起强烈的同情心。他特别喜爱阅读《包公案》、《彭公案》、《施公案》等昭雪冤案的民间故事。受母亲的影响,又自小酷爱观看断案的昆曲《十五贯》、《六月雪》、《贩马记》等。那时清官成了倪征(日+奥)的偶像,他一直憧憬长大后做一个断案公正的清官。

  1925年春,倪征(日+奥)在沪江大学读完两年后,转学到在全国很有影响的东吴大学法学院。东吴大学主要是以英美法系为主的比较法进行教育和研究,在中国的法学界有着较高的地位。在这里,倪征(日+奥)真正开始了他学习法学的历程。

  1928年,倪征(日+奥)毕业后,即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并于1929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即前往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法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的工作。回国后,他被聘为母校东吴大学的教授。之后,他又在上海特区法院当上了8年的法官,实现了他少小时代要做清官秉公执法的愿望。而使倪征感到有意思的是,他所在的法院,正是当年发生过"拉断朝珠"的"会审公廨"。在上海特区法院,倪征 一直担任案件的诉讼工作。他常常是1个月间要办理30多件案,撰写10余份判决书。有一次他承办的案件,双方针锋相对的论证问题多达130多项。按照当时的法律,不管案子有多少复杂,法院不但必须要在5天做出判决,而且在形成的判决书上必须对每一个争论点做出具体说明。为了办好这个案件,倪征(日+奥)通宵达旦地工作,终于在规定的时间里撰写好了判决书,以其所学,维护了祖国神圣的法权。1946年这一年,他再度赴美国、英国进行司法考察,悉心学习西方的司法体系、审判程序和证据的采集,使他在中外法律的比较研究方面有了深刻的认识。

  倾情《海洋法公约》

  1956年春,时任同济大学图书馆主任兼教大学俄语的倪征(日+奥),被直接调到了外交部条约委员会(1957年下半年改为条约法律司)工作。1958年4月底,举行了两个月的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在日内瓦闭幕。这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交代乔冠华带着倪征(日+奥)和外交界知名人士、法学界老前辈刘泽荣,乘了周恩来的专机前往毛泽东的住地北戴河。正在北戴河休假的国际法专家周鲠生也被通知到了毛泽东的住地。倪征(日+奥)、刘泽荣、周鲠生等专家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了领海的概念和各主要国家的实践及惯例,侧重阐述了数月前国际法会议上对领海宽度问题的分歧意见。在随后的议论中,周恩来认为:确定领海的宽度和如何限制外国军舰、飞机自由通过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大家都同意周恩来的这个看法。倪征(日+奥)等都倾向于12海里的领海宽度,并认为必须要限制军事大国在别国的领海和领空中的自由活动。在议及我国的海岸线的总长度时,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应该顺着海岸线的曲线计算,另一种计算方法是:在面对海岸线弯曲的情况下,可以选定一系列基点,在这些基点之间划出若干条直基线,这种计算方法,海岸线总长度较短,这对沿海国较为有利。倪征(日+奥)说他是主张用直基线方法计算的。就在这次会见交谈后不久,中国政府于1958年9月4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海的声明》。声明全文4项内容:一是规定领海宽度为12海里,二是规定用直基线划定领海的起算点,三是规定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及其上空,四是规定前面第二、第三两项的适用范围,包括台湾、澎湖、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等诸岛屿。倪征(日+奥)所发表的意见,都被吸收到声明的条文之中。倪征(日+奥)说:“新中国在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框架之外所作出的这个领海声明,当时对于发展中国家起着巨大的鼓舞作用。”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权。同时作出决议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等5国为海底委员会的成员国。随后就通知我国于1972年3月去参加这个已开了两年多时间的海底委员会会议。已在领事司工作的倪征(日+奥)和曾在荷兰当参赞的沈韦良,另有秘书、翻译,还有少数从事海洋工作的专业人员,在团长安志远带领下前往纽约参加会议。安志远在会上发言中,阐明了中国政府关于海洋权问题的原则立场,维护和捍卫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海底权益,受到了热烈欢迎。会后,许多国家的代表,他们对新参加委员会的中国代表的发言表示热烈赞赏,纷纷前来握手祝贺。这次会议休会后,接着又召开的几次会议,倪征(日+奥)就会议议及的开发海底的国际制度及国际机构的组成等问题,一一提出了自己看法,被会议所采纳。

  1972年联合国召开第27届大会及各委员会会议。倪征(日+奥)参加了其中的第六委员会亦即是法律委员会的会议。倪征(日+奥)在他晚年时还记忆犹新:1974年在加拉加斯举行的第二次会议的一般性辩论时,广大中小国家强烈要求建立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利益和主张的12海里领海权及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在倪征(日+奥)的发言中,除了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海洋权益外,还提出了有关外国军舰和飞机进入沿海国领海及其上空,须经沿海国政府有关当局批准的主张。倪征(日+奥)还披露了当时美国中途撤换代表团长的趣闻。那是会议临近最后阶段的1981年春,美国代表团团长阿尔特立奇乘车前往联合国总部开会时,忽然听到了美国政府撤换他出席海洋法会议团长职务的广播,于是他立即命司机调转车头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之后,新的美国代表团团长于1981年3月再度前来开会时,便要求停止讨论,等待重新审查。会议一度面临僵局。对此,澳大利亚等11个西方国家提出了一个折衷的方案。可是,美国仍然表示不能接受。在此情况下,会议只得对公约草案进行表决,结果是130票赞成,美国和土耳其、委内瑞拉、以色列4票反对,弃权17票,最终还是获得了通过,并于1982年12月在牙买加正式签字。1994年11月16日,《海洋法公约》开始生效。中国于1996年5月15日履行了批准手续,正式成为《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之一。

  倪征(日+奥)在回忆起草《海洋法公约》时说,会议专门设立了一个起草委员会。与倪征(日+奥)一起参加起草委员会工作的是外交部条法司的厉声教,两人于1981年1月的隆冬季节到达纽约。倪征(日+奥)担任中文协调员,他和助理坐在台下第一排,其他还有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等种文字的协调员。协调员就5种文字文本草案逐行、逐句、逐字地加以审查。倪征(日+奥)是中文的唯一协调员,有关中文案,由他说了算。倪征(日+奥)在追忆当时讨论的情景时说:“思想高度集中,发言咬文嚼字,讨论短兵相接,唇枪舌战,各不相让,气氛堪为紧张。”有一次,起草委员会在讨论公海捕鱼权的条文时,倪征(日+奥)发现俄文文本有过分扩大沿海国捕鱼权的用语,这样对大国是有利的,而对发展中的国家显然不利。俄文文本的问题还在于:它是针对着一般属于北方领域的鱼种。他马上指出这种译法是不妥当的。

  倪征(日+奥)所以能一下看出俄文文本中的问题,这与他的俄语水准不无关系。原来,倪征(日+奥)在1952年上海高校院系大调整时,曾一度在停办的17院校联合办事处工作过,他趁当时事务性工作減少的机会抓紧学习俄语,不仅拿到了两年毕业证书,而且在1954年到同济大学工作时,还兼教俄语课程。所以,当倪征(日+奥)指出了俄文文本的问题时,俄文协调员的助理马上开始支吾其词。后经送交联合国秘书处俄文翻译组核实,认定俄语译文确有错误,并做了改正。

  这件事一传出,有位会议主席阿吉拉尔满怀好奇地问:“你(指倪征(日+奥))什么时候学了俄文?”起草委员会的主任秘书、后来当选为海洋法法庭法官的纳尔逊对倪征(日+奥)说:“我险些被他们蒙混过去。”苏联代表在当时召开的海洋法会议上,解释说:这是一时的疏忽,并非是故意的,对于由此引起的混乱表示歉意。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沈韦良紧接着苏联代表的发言说:“希望以后不要再疏忽了。”沈韦良的发言,引起了会场的一阵笑声。

  实现了当年的愿望

  我国恢复了联合国席位后,有关方面不久就向中国提出关于国际法委员会和国际法院的两个席位问题,只是由于当时条件尚未成熟,所以我方未加安排。1981年,我国外交部认为应该到了争取的时间了,在程序上是先竞选国际法委员会委员,稍后再竞选国际法院法官席位。

  国际法委员会成立于1951年,它的根据是联合国宪章第十三条第1款(a)项:大会应该发动研究、并作建议,以促进政治上的国际合作,并提倡国际法的逐步发展与编纂。这个条文最早还是中国代表团在旧金山会议上提出的。对于国际法委员会,倪征(日+奥)的阐释是:联合国大会是联合国的议会和立法机构,国际法委员会则是联合国大会下面的“法制委员会”。倪征(日+奥)所未料到的是,在1981年国际法委员会的选举年中,他真的被提名为中国方面的候选人。而当时倪征(日+奥)已过古稀。次年的9月,在外交部条法司党支部开会讨论通过倪征

  入党志愿书时,他的年龄是76岁。正式办理退休手续是1994年,那年恰好是88岁。

  1981年11月,倪征(日+奥)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当选为任期5年的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1982年的5月初至7月底,国际法委员会会议将在日内瓦召开。外交部特派了条法司法律处处长孙林和另一位青年干部刘振民(现任外交部部长助理)陪同倪征(日+奥)前往。组织上还安排了他的夫人张凤桢一起到日内瓦。这源于一个当年的“惯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留美学生,在美国学成回国时,通常都有一个“经由欧洲”象征完成一次环球旅行的愿望。1930年,倪征(日+奥)与张凤桢在华盛顿结婚后准备返国时,本来也作了“经由欧洲”的打算,但由于应聘学校开学在即,无奈他们选择了取道西雅图直接返回上海的最短路程,“环球旅行”的愿望未能实现。这次与夫人同行,终于实现了当年的愿望。

  沈伟东

(责任编辑: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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