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战史记华北战事:消灭了重庆军让共军渔利

2011年07月19日 15:00   来源:   刘明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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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其结果不但没能消灭八路军,反而将国民党军消灭了,在客观上使华北敌后成了共产党的一统天下。对于这种后果,日本侵略者啼笑皆非。其战史这样评论:“追求表面上的武功战果,讨伐易于捕捉的重庆军残部。因此,削弱了阻止中共势力南进的重庆军,反而让共军坐收渔翁之利。”

  本文摘自《文史精华》2005年第10期,作者:刘明钢,原题:《日本战史记载的华北敌后战场》

  华北敌后战场是侵华日军用兵的重点,据日本军方透露,至1940年,日军有9个师团和12个旅团的强大兵力被钉死在华北。这样就大大地消耗了日本的国力,牵制了日本的兵力,从而导致整个战局陷入完全被动的局面。

  研究华北敌后战场,不仅要研读我方的论著,还应研读日方的战史。由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以下简称日军战史)就是一部日军在华北的作战史。此书编写的立场、观点当然是站在敌对的方面,所采用的资料自然带有侵略者的偏见,其真实程度,特别是书中所列举的“战况”及“战果”都有很大的水分;尽管如此,此书还是得出了“中共是致命的祸患”、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结论。因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此书仍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读读此书,对更深刻地了解和认识敌后战场的地位与作用,了解和认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和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不无益处。

  “讨伐的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

  日本侵华面对的是由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的性质完全不同的两支军队。究竟应该以谁作为作战的主要对象,日军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在战争初期,他们全力以赴进攻国民党正规军,并没有把共产党的八路军放在眼里。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展开,华北日军开始重视中共的武装。

  据日军战史记载,1938年9月15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在报告中指出:“皇军威力未曾达到的山西北部及连结太行山脉的山岳地带,乃共军巢穴,其影响至今及于华北全区。因此必须彻底扫除,以绝后患。”

  1938年11月18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编写的情报记录写道:“可以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这是日军第一次明确在华北占领区以共产党军队为主要作战目标。日军战史还特别强调:“这种认识,在方面军内部虽未达到广泛深入的程度,但情报工作人员能注意及此,应该重视。”

  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进一步指出:“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该书中的所谓“治安肃正”、“肃正作战”、“肃正建设”等,其中“肃正”一词,不仅是日本侵略者对我国的军事侵略,同时也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侵略行动。)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的1940年“肃正工作计划”规定:“中共势力迅速壮大,不容忽视。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为此,方面军讨伐的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

  1940年8月开始的百团大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日军战史记载:“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日军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

  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也震惊了敌人,使日本侵略者重新认识中共:“共军乘其势力的显著增强,突然发动的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的打击,因而促使方面军、特别是情报工作负责人作了深刻的反省。”此后,日军迅速抽调大量兵力回师华北,连续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并实行更为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与此同时,从1941年春到1942年秋,日军在华北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其规模一次比一次扩大,手段一次比一次野蛮、毒辣。华北敌后根据地进入极为困难的时期。

  应该指出,日本华北方面军虽然明确应该将共军作为主要的作战目标,但在战场上,这种认识并没有始终如一地加以实施。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认识与实际的不统一?日军战史写道:按照战争的目的,对于互有矛盾的重庆和中共两方,究竟以哪一方为真正的敌人模糊不清,难以确定。在战场第一线应该以谁为打击目标,就更难判断了。尤其是中共势力,它和日军在长期训练中作为目标所描绘的敌人,或者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接触过的敌人,无论在形式和本质上都是完全不同。该书还写道:当逐渐认识到渗透占领区的中共势力,乃是治安的主要症结时,方考虑到要以对中共措施作为治安战的重点。然而,这种认识的转变,实际上为时已晚,而且很不彻底。究其原因,固然由于中国派遣军及中央的基本布局,一贯以重庆势力为主要敌人,粉碎其继续作战企图为目标,致使作战观念不能统一。但是,归根到底,不可忽视的一点,却是多年来存在与整个陆军的“歼灭野战军”的战略教条所起的作用。

(责任编辑:木木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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