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俄国知识阶层在任何时候都是非主流

2011年12月22日 03:08   来源:凤凰网   朱建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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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真正的俄国知识阶层在任何时候都是非主流。他们作为社会分化的产物,上不及庙堂,下难隐江湖,属于社会的中间人,发展到后来成了“多余人”,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益复杂化。其主体部分经历了一个从无根基到有根基的转变过程。

  本文摘自: 《书屋》2003年第11期 ,作者:朱建刚,原题:《俄国知识阶层谈》

  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期。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俄国思想界开始对知识阶层及其历史作用进行反思。1909年推出的《路标》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尽管对其政治倾向争执不一,但其历史意义却是不容置疑的。此后,俄国学者奥夫相尼科—库利科夫斯基和伊凡诺夫—拉祖姆尼克分别推出了《俄国知识阶层史》(1906~1911)和《俄国社会思想史》(1911年)。前者事实上是一本文学论著。奥夫相尼科—库利科夫斯基作为俄国文学批评中文化学派的代表,侧重考察社会变动和各种社会心理类型更替的过程。在开篇之初,作者就指出,由于俄国思想界精神生活的丰富和社会文化生活的贫乏而在知识分子中间形成了一种“恰达耶夫情绪”,该书任务就是分析这一情绪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其复兴、在各时期的激化以及最终的消失。后者则在分析“何为知识阶层”之后,提出市侩习气和个人主义是俄国知识阶层史的主要内容,知识阶层反对前者而捍卫后者,由此构成了百年俄国思想史。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时期,当局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极少提及知识分子话题。勃列日涅夫甚至声称苏联已经不存在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相结合的脑力劳动者。苏联解体前后,知识分子作为俄罗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其历史地位和作用再一次受到关注,出版了大量论文专著,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之交出版的许多经典论著如《路标》、《来自深处》等也多次再版,在俄国形成了一股研究热潮。在西方,随着二战后苏联在世界上的影响日益扩大,西方对俄国问题、俄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也随之加强。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柏林以其《俄国思想家》一书享誉斯拉夫研究界。此书重点关注以往研究者所忽略的俄国知识分子与作家之间的关系,揭示出诸如别林斯基、赫尔岑等知识分子代表在探索俄国解放之路中的种种困惑及痛苦,基本上突破了西方以夏皮罗等人为首的苏俄思想史研究框架,在西方斯拉夫学研究方面具有拨乱反正之功。爱德华·希尔斯的学生、芝加哥大学的纳希尔尼(VladimirC.Nahirny)在他的毕业论文《俄国知识阶层:从痛苦到沉寂》(1983年出同名专著)一文中则紧紧抓住“意识形态化”这根线,详细论述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知识阶层自诞生到衰落的过程,其副标题“从痛苦到沉寂”也很生动地揭示出知识阶层的荣辱兴衰。随着苏联解体,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与命运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无论在俄国还是西方以及中国,都日益成为一个谈论或研究的热点。

  (一)

  列宁在《纪念赫尔岑》(1912年)一文中把十九世纪俄国革命主导力量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贵族地主、平民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虽然从概念上说,知识阶层并不等于革命主力,但在整个十九世纪主要的革命动力无疑是知识阶层,因此列宁的阶段划分值得借鉴。如果说普希金等人作为俄国知识分子雏形的话,那么纵观整个十九世纪,俄国知识阶层也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虽然有研究者认为知识阶层出现于彼得改革之后,即以拉季舍夫为代表。但笔者以为,普希金之前所谓的“知识分子”只是一些受过西化教育的贵族子弟,尚未完全摆脱宫廷的控制(如拉季舍夫、茹科夫斯基都曾是宫中侍臣),与其称为“知识分子”,不如称为“文化人”更为合适。作为改革后社会分化而出现的文化精英,他们虽然读着狄德罗、伏尔泰等人关于自由、民权之类的著作,但在现实生活中仍然摆脱不了原有的奴性心理。很多人不仅在实际生活中离不开宫廷的扶持,甚至在心理上也是以“沙皇仆人”自居。如冯维津就曾哀求叶卡捷琳娜二世对所有的作家都授予官职,“以使我们在徒然为俄国的缪斯服务之际,能为陛下效忠终身”。杰尔查文时刻不忘提醒自己及他人,他是“女皇陛下的私人作者”〔1〕。受“开明君主”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影响,他们有机会接受西欧的先进思想,尤以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启蒙哲学为最。但这种对国外新思想的探讨和文学创作,在他们看来只是接近宫廷、捞取一官半职的终南捷径,或者在贵族沙龙里招摇过市的手段,与表达人民痛苦、传达民众心声相去甚远。他们对各种启蒙思想的接受往往流于抽象的概念,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他们盲目自大的精英意识。沉醉于歌功颂德中的文化精英们极少有人想到去关注具体的社会问题、人民苦难,更遑论做到与沙皇政府势不两立,而这些恰恰是构成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要素。他们与后来知识分子的相似之处,更多的在于他们所受的西式教育,以及他们在社会中的中间地位,即居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但知识阶层必备的批判立场和独立精神的缺乏,构成了他们与后来者的根本区别。偶有犯上者如拉季舍夫之辈,其独立性格亦如火花突闪,不成其为固定之个性,更遑论有薪火相继之人。正如纳希尔尼在《俄国知识阶层》一书里所说的:“这样的批评家作为个别不满之声很容易被逮捕,如对诺维科夫和拉季舍夫,或威胁,如对卡普尼斯特和冯维津,或简单地拒绝授予官职或荣誉而予以消灭。他们太过于依赖朝廷显贵的恩泽了,他们总与后者共享其不定的好运,他们太过于软弱,没有他们自己的利益和理想。除极少数例外,如知名的卡普尼斯特和拉季舍夫,其余人都表现出一种恭顺仆人的特点,深陷于国家体制之中,并意识到自己完全属于他们。”〔2〕一言以蔽之,这批人更多地强调其精英意识,强调与民众之异,与上层之同,他们属于这个体制之内,要求的也是在这个体制内的改革以求更好地维持这一体制的运行。他们不曾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沙皇专制并与之决裂。人民在他们看来是陌生的,是一个极为疏远的群体。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米·波克罗夫斯基一针见血地指出:“拉季舍夫根本没有想到人民……”〔3〕

(责任编辑:彭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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