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翻译家王智量:受出版业"盘剥"人格上很受伤

2012年05月09日 13:35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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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陈竹  

  终于有出版社要为84岁的翻译家王智量出全集,他却发现,自己的好多手稿都找不到了。“找不到就找不到了吧。”他说。

  只有站在他那间几无容身之地的书房中,才明白为什么会找不到。层层叠叠的衣服、旧家电和杂物堵住了书柜,连打开柜门都困难,无数经典之作的译稿就堆积在书柜深处,有的写在糊墙的报纸上,有的写在烟盒上,还有的写在卫生纸上。不少由于用圆珠笔双面书写,字迹已经模糊,经年累月,连他自己都辨认不清了。

  手稿找不到,但他却能全文背诵400多个十四行诗节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他最负盛名的翻译作品,一翻就是32年。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慕尼黑参加世界比较文学大会,王智量旁边坐着一位法国巴黎的大学教授。当女教授得知王就是《奥涅金》的中文译者,立刻站起来,开始用俄文大声背诵《奥涅金》。王智量被感染,站起来同她一起背诵,背到最后,两人激动万分,紧紧拥抱在一起。

  “文学是无国界的,人类的感情是无国界的。诗把人类社会上一切东西都过滤掉了,只剩下人与人之间最真诚的感情。”王智量说。

  他译诗的方式也很独特。每次他都必须先一遍遍大声朗读、背诵,体会到诗歌的音韵美,“通过形式进入内容”。在他看来,好的翻译不仅要反映出内容,还有形式,即韵律、节奏,也就是严复所说“译事三难”——信、达、雅中的“雅”,是最难达到的。“要让中国人看到西方诗歌的节奏和韵律美,我们有责任把这些美的东西找回来。”

  1958年,《奥涅金》刚翻译到第二章,他被划为“右派”,单位里长期贴着一张大字报:他躺在棺材内,棺盖上还压了一本《奥涅金》。

  上世纪50年代末,他被下放到太行山麓,每天,一边双脚交替地踩着田垄,一边和着脚下的节奏,默念四音步的诗行。“在心里把它译成中文,跟着节奏,均匀、起伏地一句句流淌出来。”夜晚,再将白天想好的诗行写在手头能找到的纸片上,比如糊墙的报纸、卫生纸、烟盒。1960年,他戴着“右派”帽子来到上海,唯一的行李就是一袋书和一包碎纸片。

  由于翻译入迷,他与警察打过多次交道。上世纪60年代回上海劳动,在黄浦江边,他边扛木头边背单词,口中念念有词,引得警察跟踪;上世纪80年代,大年初一在火车上译诗,警察不知他在干什么勾当,一路监视到终点。

  “不是好东西,我才不翻。”他对翻译作品的选择,全凭个人的喜好。“对好的作品,我是不得不译。《奥涅金》的抒情插笔,翻起来就舒服得不得了!”

  最喜欢俄国作家屠格涅夫,但他不翻译其在中国最著名的《父与子》,觉得“政治意味太浓”,而只翻译自己最爱的《贵族之家》和《前夜》。“从小说的韵味上说,当然是这两篇更好。”他连着用了几个形容词和副词,“非常有劲”、“我喜欢得很”、“太美了”。

  不少难度高的、别人不愿翻译的作品,他却欣然接受。上世纪70年代末,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中,《死者》一篇没人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找到王智量,他通宵达旦,一周就译完了。

  “我喜欢诗,但我自己不会写,所以才喜欢翻译,用别人的灵感来抒发感情。翻译的时候,就觉得它在替我说话。”王智量说。

  他热爱的是翻译本身。除了手稿,已出版的作品也往往无迹可寻,上世纪80年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奥涅金》,之后重印数次,至今,他手里竟一本都没留下。

  他也不记得自己每本书都拿了多少稿费,稿费全部交给妻子掌管。“我最好养了,把我喂饱就行了。”在这间有着近40年历史的狭小公寓里,最宝贵的财产就是书和画。他却对来到家里的每个人都说,你想要什么都拿走,愿意要就要,不愿意要就丢掉。

  当然,普希金的油画和屠格涅夫的雕像,他是不送人的。

  在诗歌的世界之外,王智量是个单纯得过分的老头,说起谁都是“很好很好”。

  他被骗过多次,比如一而再、再而三地相信电视购物,花500元买过假iPad,还买过3个假手机。在校园的亭子里坐着,有人过来向他借10元,他毫不犹豫地借了50元。“他是我尊敬的长辈,但有的时候,实在是太傻了。”他的忘年交、《上海文学》编辑甫跃辉说。

  和1984年出生的甫跃辉散步时,84岁的王智量竟抱怨:“你们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么复杂?”

  对于现在的世界,有很多事情他都不能理解。年轻的时候,他在大庭广众下读诗到激动时,就扔下书本大声朗读,也不会有人投来奇怪的目光。“现在怎么没人这样了?”王智量摇摇头。

  他更不懂当下的出版和投稿流程,译了无数的作品,写了无数的文章,却不知该如何投,还数次被出版社“欺负”。

  翻译《屠格涅夫散文诗》,诗的稿费本应按行数计算,上世纪90年代,一个出版社编辑却只肯按字数给他千字20元的稿费,不到4万字的书,王智量总共才拿了600元稿费。合同到期续签时,他对那位编辑说,能不能每千字给我加1元,以示尊重,结果编辑立马毁约,另找了两个人“改写”了一下他的译稿,就重新出版了。提起这事,他有点伤心,“我不是想要钱,只是觉得人格上受了损伤。”

  他翻译的狄更斯《我们共同的朋友》是目前唯一的中译本。今年的伦敦书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送给英方的就是这个译本。但自上世纪90年代合同过期后,至今未续版权。

  家里墙上挂着的屠格涅夫画像,旁边有其散文诗中的两句话:“你想要幸福吗?先得学会受苦。”用俄语饱含深情地念完这两句话后,王智量自嘲道,按那家出版社给我的稿费,译这一句话,我只能得两角钱!

  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住院时,他得知医院护工的工资是一天120元,计算道,我一天能翻译20行就不错了,才70元,还没有护工阿姨的工资多呢。

  他辛苦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诗集也无缘出版。《收获》杂志编辑叶开得知,帮他发微博呼吁,这才有出版社前来接洽。其实,有关诗集的出版,王智量也曾和一家出版社谈过,但对方觉得诗并不是帕氏的代表作。他很不高兴:“人人皆知《日瓦戈医生》,以为帕斯捷尔纳克是个小说家。其实他是个诗人!”

  比起受出版社的“盘剥”来,他更生气的是,自己的作品没有受到认真对待。

  他希望每一部作品都是完美的。“我的诗,甘愿让一个读者读一千遍,而不愿让一千个读者只读一遍。”法国诗人瓦列里的这句话,是他的座右铭。

  因此,他手里拿着每一本书,都反复表达着对编辑的不满:“这本书脱印了这么多页,太荒唐了。”“这里面还有好几个错字。”送人的书,他用笔将错别字一个个改正过来。对于编辑擅自加的小标题,他特意在目录旁注明:“这些小标题我没有看过,都是编辑加的!”

  几年前,在出版社做编辑的陈蕾收到一篇投稿,是一名南通的普通老读者推荐来的。一看内容,竟然是王智量的自传体小说,她大为惊讶,因为20年前在华东师大读书时,就久闻王智量老师的大名。王老师的学生中不乏富有的、身居高位之人,为什么不随便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学生投稿?

  “麻烦别人,我心不安。”王智量说。

  在旁人看来,王智量节俭得“可怕”,绝不浪费食物,在外面吃饭,一盘炸猪排就算剩下半块,也要坚持带走;一碗面没吃完,非要拿罐子装回去。“这能吃两天呢!粮食绝对不能浪费,这是救命的东西。人家笑话我,也不在乎。”王智量指指根据自身经历写的小说《饥饿的山村》,“记忆太深刻了,我只写出了我所看到的十分之六。”

  84岁的王智量,一点都不觉得自己老。“一个人就怕自己觉得自己老了,没用了。”

  50岁回到华东师大工作,他恨不能更充实一些,“想补上荒废的20多年光阴,如果没有落下,也许我能走得更远。”那时,他忙得都没空记下翻译的内容,就先读出来,用录音机录下,再让妻子帮他抄。

  70多岁时,原本已移民澳洲的他决定回国,“我明明还能做事,为什么不回来做事?”

  尽管他不愿承认,可岁月不饶人,每年他都要有四五个月在医院度过。医生告诫他三件事:少写、少翻译、少做事情。老头不干,说,不翻译我就画画。

  “你们觉得不行了,我就自己走到太平间去。”他愤愤地说。

  近三四年,他开始自学中国画,和华东师大另两位老教授一起被称为“雕虫三老”。今年,三老举办了一场书画展,在开幕式上,代表发言的王智量说,“为什么让我发言,因为我最年轻,是‘80后’,他们两个都是‘70后’!”

  把桌上堆积如山的书挪开,他才能腾出一片空间来画画。他自创在一次性纸餐盘上画画,并自嘲自己的画没有任何技艺、基础、章法,只值一毛钱,就是餐盘的价钱。“终日涂抹趣味浓,总是几只小虾虫。下笔心在天地外,光阴纸上去无踪。”他一边画,一边摇头晃脑地念叨。

  在画展现场,他喃喃地说,那么漂亮的地方,我的画放在那里,不称!

  “我一直是个自由主义者。”这也是他喜欢屠格涅夫的原因。“他仇恨沙皇,在感情上同情革命者,但在生活上,他一直是他自己。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这种精神对我的影响就特别大。”

  他爱模仿徐悲鸿的画作,再自己题字发挥。几个柿子旁边题曰“事事甘甜”,而一幅仙鹤图上书:孤独。

  “这就是我。”他指着仙鹤,一直滔滔不绝的老人眼神突然黯淡下来,“我很孤独。”

(责任编辑:刘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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